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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投是新兴公司的朋友和帮手,因为它们和创始人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通常也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任何一个公司的创办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当一个被投公司可能前景不妙时,如果投资者对它是控股的,可能会选择马上关闭该公司或者贱卖掉,以免血本无归。这样,创始人就白忙了一场,因此创始人一定会倾向于继续挺下去,这时就看谁控制的股权,更准确的讲是投票权(VotingPower)多了。当一家公司开始盈利有了起色时,风投会倾向于马上上市收回投资,而一些创始人则希望将公司做得更大后再上市。投资人和创始人闹得不欢而散的例子也时常发生,投资人甚至会威胁赶走创始人。说起美国电话和电报公司,即AT&T公司,在美国乃至在世界上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该公司由电话之父亚历山大?贝尔创立于1877年。电话的发明和AT&T公司的建立,第一次实现了人类的远程实时的交互通信(虽然电报比电话出现的早,但它不是事实交互通信),并且使得平民百姓受益。从AT&T创立的第一天起,它就是龙头老大,直到它被收购的那一天。但是,AT&T的扩展速度远比今天的人想象得慢得多。它用了十五年(1892)才将生意从纽约地区扩展到美国中部芝加哥地区(当时从纽约到芝加哥一分钟的通话费是两美元一分钟,而当时的一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五十美元。今天在美国打国际长途,也不过十美分一分钟)。三十八年后(1915),它的生意扩展到全国(但是从纽约到旧金山的电话费高达七美元一分钟)。四十八年后的1927,AT&T的长途电话业务扩展到欧洲。这正应了茨威格的话,“在命运降临的伟大瞬间,市民的一切美德——小心、顺从、勤勉、谨慎,都无济于事,它始终只要求天才人物,并且将他造就成不朽的形象。命运鄙视地把畏首畏尾的人拒之门外。命运——这世上的另一位神,只愿意用热烈的双臂把勇敢者高高举起,送上英雄们的天堂。”糖果派对777管理风投基金的风投公司本身也是个LLC,其最高管理者就是风投公司的合伙人了(Partner)。风投公司本身不会有什么CEO、总裁之类的头衔(有这些头衔的风投公司一定是冒牌货),风投公司的合伙人不仅在风投公司内部地位崇高,而且在科技界呼风唤雨,比如KPCB的合伙人约翰?多尔就是Google、太阳、亚马逊等多家上市公司和更多未上市公司的董事。在风投刚刚进入中国时,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在一次风险投资研讨会上,来了很多公司的CEO、总裁等“贵宾”,礼仪小姐一看这些人的职务,便把他们请到前排入座。后来来了一位客人,礼仪小姐一打听是什么合伙人,便把他安排到后面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就座。这位合伙人没说什么就在后排坐下了。结果那些CEO和总裁们看他坐到了最后,谁都不敢往前面坐了,因为这些CEO和总裁们所在的公司都是他投资的,而他们的职位也是他任命的。由此可见风投合伙人在业界的影响。

糖果派对777斯坦福大学的创办过程非常不顺利。斯坦福开课的两年后,老斯坦福与世长辞了,整个经营和管理大学的任务就落到了他的遗孀简-斯坦福的身上。当时整个美国经济情况不好,斯坦福夫妇的财产被冻结了。(我估计要么当时美国财产法关于信托财产方面不健全,要么斯坦福夫妇没有把他们的财产转到自己信托LivingTrust下面。这种情况现在在美国不会发生)校长乔丹(Jordan)和学校其他顾问建议简-斯坦福关掉斯坦福大学,至少等危机过去再说。这时,简-斯坦福才想到她丈夫身前买了一笔人寿保险,她可以从中每年获得一万美元的年金。这一万美元大抵相当于她以前贵族式生活的开销。简-斯坦福立即开始省吃俭用,将她家里原来的十七个管家和仆人减少到三个,每年的开销减少到三百五十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大学教授一家的生活费。她将剩余的近万元全部交给了校长乔丹用于维持学校的运转。从斯坦福夫人身上我们看到一位真正慈善家的美德。慈善不是在富有以后拿出自己的闲钱来沽名钓誉,更不是以此来为自己做软广告,慈善是在自己哪怕也很困难的时候都在帮助社会的一种善行。接下来,他对公司的一些机构和制度进行改革。首先,他不声不响地将分出去的一些服务公司买回来(那时IBM快破产了,美国政府不反对它将服务公司买回来),然后将IBM的硬件制造、软件开发和服务合成一体。对比几乎同时代AT&T将公司拆分的做法,郭士纳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他的目的是打造一只IT服务业的航空母舰。在公司内部,它引入竞争机制,一个项目可能有多个组背靠背地开发。为了防止互相拆台、加强合作,郭士纳将每个人的退休金和全公司的、而不是以前的各部门的效益挂钩。科技行业流传着很多关于比尔-盖茨的故事,其中一个是他和通用汽车公司老板之间的对话。盖茨说,如果汽车工业能够像计算机领域一样发展,那么今天,买一辆汽车只需要25美元,一升汽油能跑四百公里。通用汽车老板反击盖茨的话我们暂且不论,这个故事至少说明计算机和整个IT行业的发展比传统工业要快得多。

摩尔定理给所有的计算机消费者带来一个希望,如果我今天嫌计算机太贵买不起,那么我等十八个月就可以用一半的价钱来买。要真是这样简单的话,计算机的销售量就上不去了。需要买计算机的人会多等几个月,已经有计算机的人也没有动力更新计算机。其它的IT产品也是如此。Google刚成立时每天只有几万次的搜索量,这个数量即使涨一万倍也不会对市场有很大影响。拉里·佩奇亲口对我们讲,他最初的梦想不过是把Google办成一个盈利上亿美元的公司。但是,Google的发展比佩奇自己的梦想还要快得多。Google成立后没有多长时间,搜索量就涨了上百倍,达到百万级。当时Google主管工程的副总裁乌尔斯·霍尔茨(UrsHoelzle)还专门发了封庆贺的Email。当时Google只有个位数的服务器,霍尔茨需要自己监管这些服务器。没过两年,Google的搜索量又长了百倍,Google自己也长成了一个婴儿巨人(BabyGiant)。到2002年,它不仅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搜索引擎,而且同时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门户网站雅虎和美国在线提供搜索服务,估计占到了全球流量的一半。在1998年到2002年这四年间,Google的增长主要靠抢占市场份额而获得。但当Google签下了和美国在线的搜索合作合同后,全世界几乎就剩不下大的市场份额可以占领了。这时,新加入Google不久的诺威格指出了上述朴素而又经典的定理。所幸的是,Google的整个管理层已经未雨绸缪地看到了危机。Google从搜索广告进军和内容相关的网络广告(AdSenseforContent)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今天,后者的营业额已经占到Google整个营业额的三分之一。虽然目前华为的市场占有率按营业额计算只有思科的四分之一,但是前途不可限量。这不仅因为华为以比思科更快的速度发展,更重要的是华为将思科拖入了“中国制造”效应的阴影中,这是后者极不愿意的。我们在以后会专门讨论“中国制造”的效应。它基本的影响是,当一个原本只能在美欧生产的产品,经过一段时间则可以过渡到日本和韩国,进而落脚于中国。美欧公司能赚钱的时间只有从美国到中国这段时间差,以前这段时间可以长达数十年,现在只有几年。一旦一项产品可以由中国制造,那么它的利润空间就会薄到让美欧公司退出市场。现在,思科和华为的竞争就是在这种阴影笼罩下。因为华为已经可以生产和思科匹敌但是价格便宜许多的低端网络设备,因此,思科相应产品的利润已经被华为封顶。思科内部存在一个和IBM类似的问题,一些部门虽然毛利率相比整个行业并不低,但是扣除研发、市场和管理等费用,就成为亏损部门。在华尔街的压力下,它不得不放弃这些低利润的产品。当然,思科在高端产品和新产品上的优势是华为短期内无法相比的,但是,如果一个公司只剩下高端产品,那么它就在也不能成为全行业的垄断者。糖果派对777Sequoia是加州的一种红杉树,它是地球上最大的(可能也是最长寿的)生物。这种红杉树可以高达一百米,直径八米,寿命长达两千两百年。1972年,投资家唐纳德.凡伦汀(DonValentine)在硅谷创立了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以加州特有的红杉树命名,即SequoiaCapital。该公司进入中国后,取名红杉风投。

乔布斯的运气很好,一上台就赶上了网络泡沫时代,那时什么公司的业绩都上涨,苹果也跟着上涨。由于苹果已经将自己定位在很窄的高端市场,就避免了与微软、戴尔和惠普的竞争。加上微软当时正被反垄断官司搞得焦头烂额,也无暇顾及苹果这个小弟弟了。苹果在乔布斯接手的两年里恢复得不错,董事会也在一年后将乔布斯扶正,任命他为正式的CEO。更糟糕的是,惠普已经被打上了消费电子公司的标记,这样对于向往创新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来说,惠普就不再是他们工作的首选了,这对惠普的长期发展不利。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受到安迪-比尔定理的影响,为了运行WindowsVista,惠普的计算机会卖的不错,表明上看它的业绩还会不错,但是它的市场份额,尤其是海外市场的份额会受亚洲制造的蚕食,前景不是很美妙。发展阶段(GrowthStage)。这时公司已经有了营业额,甚至有了利润,但是,为了发展,还需要更多的资金。这个阶段的投资属于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作为最早的投资者,亚平的天使投资团收益最高,高达一百二十四倍。红杉风投的第一轮获利二十四倍,第二轮和其它两家风投均获利四倍。显然,越早投资一个有希望的公司获利越大,当然,失败的可能性也越大。一般大的风投基金都会按一定比例投入到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司,这样既保证基本的回报,也保证有得到几十倍回报的机会。

1995年,微软的一位高管罗伯特-格雷斯从微软出来,创办了RealNetworks公司。它一方面开发为互联网服务的通用音频和视频播放器,另一方面为媒体公司,比如NBC提供将节目放到互联网上的服务。该公司的播放器是跨平台的,能支持所有现有的音频和视频压缩格式,并且做到一边下载,一边播放(而不是下载完了再播放)。它还可以根据网路速度的快慢调整音频和视频质量(网路越快,质量越高)。虽然用户很是烦恼新的软件把硬件提升所带来的好处几乎全部用光,但是在IT领域,各个硬件厂商恰恰是靠软件开发商用光自己提供的硬件资源得以生存。举个例子,到去年上半年为止,因为微软新的操作系统Vista迟迟不能面市,从英特尔到惠普、戴尔等整机厂商,再到Marvell和Seagate等外设厂商,全部销售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用户没有更新计算机的需求。这些公司的股票不同程度地下跌了20%到40%。去年底,微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Vista终于上市了,当然微软自己的业绩和股票马上得到提升,萧条了一年多的英特尔也在今年初扭转的颓势,当然惠普和戴尔也同时得到增长。今年,这三家公司的股票都有大幅度上涨。接下来不出意外的话,该轮到硬盘、内存和其它计算机芯片的厂商开始复苏了。Vista相比前一个版本XP,也许多提供了20%的功能,但是它的内存使用几乎要翻两番,CPU使用要翻一番,这样,除非是新机器,否则无法运行Vista。当然,用户可以选择使用原来的操作系统XP,但是很快的,微软和其它软件开发商会逐渐减少对XP系统的支持,这样就逼着用户更新机器。和惠普、太阳、雅虎、谷歌等公司一样,思科是一个标准的斯坦福公司。斯坦福各个系都有自己联网的计算中心,网络之间通过一种叫路由器的设备连接。八十年代初,斯坦福两个不同系的计算中心主管里奥纳多-波萨克(LeonardBosack)和桑迪-勒纳(SandyLerner)好上了。上面是事实,下面则是广泛流传的谣言。两个人要在计算机上互相写情书,由于各自管理的网络不同,设备又是乱七八糟,什么厂家的、什么协议的都有,互不兼容,情书传递起来很不方便,于是两人干脆发明了一种能支持各种网络服务器、各种网络协议的路由器。于是思科赖以生存的“多协议路由器”便诞生了。美国过去未曾有过贵族,今后也不会有。无论是巨富盖茨或者是年轻美貌、聪明而富有的女继承人伊万卡.特朗普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贵族。实际上贵族这个词在整个西方本身就是一个没落的词汇,虽然在东方一些人或许沉迷在贵族梦中。但是,贵族在历史上曾经实实在在地出现过。如果我们认为公司之中也有所谓的贵族,摩托罗拉无疑可以算是一个。

乔布斯的运气很好,一上台就赶上了网络泡沫时代,那时什么公司的业绩都上涨,苹果也跟着上涨。由于苹果已经将自己定位在很窄的高端市场,就避免了与微软、戴尔和惠普的竞争。加上微软当时正被反垄断官司搞得焦头烂额,也无暇顾及苹果这个小弟弟了。苹果在乔布斯接手的两年里恢复得不错,董事会也在一年后将乔布斯扶正,任命他为正式的CEO。如果时光可以倒流,让摩托罗拉和英特尔当时换个个儿,即IBMPC采用摩托罗拉的处理器,而将服务器厂家和苹果交给英特尔。那么二十年发展下来,摩托罗拉也很难成为半导体领域的老大,因为它内部的问题没法解决。糖果派对777和抵押贷款不同,风险投资是无抵押的,一旦投资失败就血本全无。因此,风投资本家必须有办法确认接受投资的人是老老实实用这笔钱创业的实业家,而不是卷了钱就跑了的骗子(事实上,风险投资钱被骗的事件还时有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任总统的努力,美国建立起了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SocialSecuritySystem)和信用制度(CreditSystem),使得美国整个社会都建立在信用(Credit)这一基础之上。每个人(和每个公司)都有一个信用记录,通过其社会保险号可以查到。美国社会对一个人最初的假定都是清白和诚实的(InnocentandHonest),但是只要发现某个人有一次不诚实的行为,这个人的信用就完蛋了——再不会有任何银行借给他钱,而他的话也永远不能成为法庭上的证据。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诚信上犯了错误,改了也不是好人。全美国有了这样的信用基础,银行就敢把钱在没有抵押的情况下借出去,投资人也敢把钱交给一无所有的创业者去创业。不仅如此,只要创业者是真正的人才,严格按合同去执行,尽了最大努力,即使失败了,风投公司以后还会愿意给他投资。美国人不怕失败,也宽容失败者。大家普遍相信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一点在世界其它国家很难做到(当然,如果创业者是以创业为名骗取投资,他今后的路便全被堵死了)。美国工业化时间长,商业发达,和商业有关的法律健全,也容易保护风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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